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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伐善
发布时间: 2017-09-02 15:50:06     作者:胡发贵    

       作者:胡发贵(江苏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史载孔子是位“温良”的教书先生,“温良恭俭让”是弟子对夫子的深切印象。所谓“温良”,“敦柔润泽谓之温,行不犯物谓之良”,它既是外在的德行,彬彬有礼,又是内在的德性,圆融和熙,而低调谦抑,或是其精神底蕴。

  从《论语》一书来看,孔子对于人的操行举止,进退取舍,有着鲜明的恶骄而喜谦的态度。

  首先,孔子甚为反感骄横狂妄。“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众所周知,周公为一代名相,不仅辅佐周成王度过“兄弟阋墙”的危机,而且建章立制,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周代礼乐文明,因此孔子很崇敬他,甚至有段时间做梦没有梦到周公都深感失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但是,在孔子看来,如果为人“骄且吝”,即使有像周公那样的“才美”,也是不值一提的。由此可见,孔子是多么排斥自大狂妄。

  孔子“恶利口”,也甚为鲜明地显示了他的态度。“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文中“利口”,朱熹注为“捷给”(《四书章句集注》卷九),实即工言辞、善表暴,孔子直言“恶”之,鄙薄之意甚明。《论语》中多处记述孔子对张扬自夸、伶牙俐齿的厌恶。卫大夫祝鮀“有口才”,孔子却视之为“佞人”,“子曰:辞达而已矣”。朱熹注说:“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朱子此释可谓达诂。本着“辞达而已”的立场,孔子讨厌信口开河的大言不惭,“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对于花言巧语,夫子更是十分鄙弃,他直斥之为“不仁”:“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按朱熹的注解,即“好言”,不过此非好坏之好,而是“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四书章句集注》卷一)的讨好之意,亦即巧舌如簧的夸夸其谈。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屡次记载了“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至于类似的表达,就更多了:如“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种反复的讥刺,足见孔子对“巧言”虚骄、“利口”自夸的憎厌。

  其次是推崇“无伐善,无施劳”。孔子“孟之反不伐”之断语,直接生动显示了他嘉赏谦逊的立场。“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孟之反为鲁大夫孟之侧,“伐”,“夸功曰伐”;殿,“军后曰殿”,常为智勇双全者所任。孟之反之所以殿后,正说明他有勇气和能力,但他却以马行迟缓为由,不仅不自夸勇敢有谋,还有意自抑,所以孔子大为赞许。另有一次孔门师徒欢会,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文中“无伐善”,即不自夸己之所长、所能,“无施劳”,即不自炫自己之功、之绩。书中虽未明记孔子的点评,但从夫子对颜渊的喜爱称赞来看,颜子“愿无伐善,无施劳”,也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浸润,换句话说,也流露了孔子对弟子“有若无”谦逊德性的嘉许。

  实际上对于弟子们的谦虚言行,孔子都予以首肯。有一次,“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旧注“吾斯之未能信”为“不欲仕进”,“不汲汲于荣禄”,故孔子闻之喜悦。其实孔子是主张“学而优则仕”的,而且他也不反对“取之有道”的财富,旧注过于道德化的解读,不仅误解原意,而且还遮蔽了其间孔子对谦逊品格的称许。引文中所谓的“吾斯之未能信”,应是指漆雕开对老师的提携、推举,感觉自己还未学好本领,对出仕还不怎么自信。这里弟子透露的其实是一种真诚、一种不自足、不自满的谦逊心态,对于欣赏“不自伐”的孔子来说,闻之当然很高兴。

  最后,孔子称扬礼让和不争。史称周太王长子泰伯为让王位,与其弟南奔荆蛮,传播中原文明到江南。孔子对于泰伯之让,极其叹赏,赞誉其为天底下无以复加的美德:“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文中“至德”一说,实生动体现了孔子对“让”的价值肯定和人格表扬。在孔子看来,让不仅是一种美德,甚至还是治国理政的要津。“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意思是说以礼让治国,则不难实现政通人和,相反,如忽视礼让,那么礼仪就很难施行了,言下之意,即根本不可能治理好国家。这一观点孔子曾多次表达过。如《论语》记载,一次众多弟子聚谈,孔子问他们的政治理想,“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事后弟子曾点问孔子,为何听了子路的话觉得好笑?“子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可见在孔子看来,不以礼让治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与称让相应,孔子也极为认可不争。“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内涵大概有两层:一是克己守礼,不急不躁,先人后己;二是摈弃好勇斗狠,贪婪嗜利,损人利己。故而所谓“矜而不争”,即主张放下身段,礼让他人。如果实在免不了争,孔子也认为应行君子之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文中所言的“揖让而升,下而饮”的古时射礼,自有其一套礼仪之规,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其间的谦和精神,像“揖让而升”,实显现了一种“谦卑自牧,无所竞争”的君子之风,故孔子称引之为“君子之争”。在价值取向上,不伐善、不争与让是一致的,都有屈己伸人的取向,意味着主动放弃、甚至让渡自己的权利,这在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谦下的低调哲学,诚如老子所形容:“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二章)这一哲学与骄横、暴戾显然是截然对立的,显现出一种敦厚与温和。

  孔子的“温良”实是其“不伐善”谦逊品格的外溢和流露,正所谓诚中形外,显现出一位动荡时代智者“求达不求闻”的隐忍、坚毅精神。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02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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