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景海峰：1985年至今任教于深圳大学。1991年，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明裕”访问学人；1997-1998年，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访问学者。现任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国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等。
南下深圳三十五年拓荒者
“跟我去深圳吧。”1985年初，当时正在援建深圳大学的汤一介向学生景海峰发出了南下的邀请，“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有很多发展的空间。”汤一介先生于1984年成立了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就这样，景海峰跟随恩师来到这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来到了深圳大学。那一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第五个年头，景海峰27岁，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
先从北京搭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转站到深圳下车，两千多公里的路程，景海峰终于到达了深圳。在经济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稍显简陋的罗湖站吞吐着经济特区日渐增多的客流量。他记得罗湖站当时“搭了一个铁皮棚，售票处和出站口也是临时设置的”。
深圳大学由于校区初建，各种设施亟待完善。教工宿舍只有几栋，刚搬来的老师不得不合住，一套房子要住上三家人。“这放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但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但对于我而言总算是有了个落脚的地方。”景海峰微笑着说。
当时经济特区的概念还很新，时值潮头，带着点“实验性质”的经济特区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而这片方兴未艾的土地也亟待一群实干创新的力量来建设和发展。景海峰回忆道：“那个时候，初来深圳的人都有一种精神上的振奋感，觉得以后可以做很多事情，对未来充满各式各样的向往。大家聚在一起时都是兴高采烈的，争着说要怎样怎样，想法都很宏大，这样一种集体情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988年摄于研究所资料室（左二为景海峰老师）
修国学路成如容易却艰辛
1984年秋，深圳大学打出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面“国学旗”，展现了极大的文化抱负，也被赋予了开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命。上世纪80年代，海外、港澳的学者要走陆路来内地，深圳是必经之地。依托经济特区的优势，背靠时代浪潮，在成立之初，国学研究所就和香港的几所大学建立了学术联系，邀请港大、港中大的教授前来交流讲学；他们创办了学术集刊《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与当时国家教委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合办了两届“中国学”研讨班，请来像饶宗颐、刘述先、赵令扬、杜维明等港台学者，交流海内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情况。“来自全国各高校的青年教师聚在一起，大家都是初次接触到外面的情况，很觉得新鲜。”景海峰说。领时代之新潮，开风气之先河，深圳大学国学所在对外开放的历程上深深刻下一笔。
国学研究所刚刚成立时，每年就有三四万块钱的购书经费拨给研究所资料室。景海峰打趣说：“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那时候书的定价都只有几毛钱。”大批的港台书、学术资料进入到学校。“这点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正是这批资料让我们开始对1949年以后的港台、海外学界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景海峰说道，“到1989年，资料室已经有了3万册左右的藏书，其中一大批是从北京琉璃厂购买的古籍，也有一些内陆学者捐赠的图书。”
景海峰老师在国学院办公室接受深圳大学报采访
到了九十年代初，深圳在经济发展上一往直前，而文化的发展却稍显落后了。一同陷入沉寂的还有国学研究所。当初的创建者相继离开了深圳，只剩下景海峰一个人。直到1998年景海峰从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归国后，国学研究所在他的努力下，以“文化沙龙”的形式复苏，国学星火重燃，于无声处，惊雷四起。2004年，国学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景海峰主编了一本论文集《传薪集》，取意薪火相传。在他看来，国学之火不应也不能够熄灭，它会在华夏大地上，在民族热血中，代代相传。
开放并包国学路任重道远
功利化思潮席卷当今社会，人们更多关注一些和现实生存有直接关联的事物。植根于传统经典的国学，这种带有人文关怀和精神祈向的文化都面临着挑战。在景海峰看来，国学面临的可能不是复归的问题，更可能是重新置入的问题，国学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今天的国学要有一个新的形态，这是一种活的姿态，不断生长、适应，而它的内核又是不变的，这才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化。”景海峰说。近代以降，国学经历了西学冲击，经历了被批评被否定的过程，再到中西融汇，吸纳外来的先进思想，如今，国学迎来了新的时代——既保留主体性，又批判接纳传统与西方文化。景海峰认为，这是当今儒学应有的发展方向：对外顺应全球化浪潮，开放包容；对内承古起今，并激发国人心中的文化情感。“就是说，新的国学的承载方式是人心，每个人都应该发自内心地热爱并去传播这种文化。”
2020年9月，景海峰老师在成都召开的中华孔子学会2020年年会上大会发言
从最早召开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到后来连续主办多届影响广泛的国际儒学大会，再到参与《儒藏》编纂工程……景海峰觉得，这些于国学复兴而言只是一种助力，让国学活动形成品牌效应才是重中之重。所谓的品牌效应不只是为了唤起国人的共鸣，更是能向其他国家讲好中国故事的软实力。
在今年举办的第四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上，景海峰就提出：“儒家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科技文化，它是一种软性的力量，其特有的柔韧性和包容度，更适合思考当代社会的很多问题。”在他看来，文化的内涵和无声的效能更具有民族特色，是对人类共有精神世界的丰富。国学的复兴和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倡导天人合一。”景海峰认为，儒家是用生活理念去理解终极意义，如何将儒家精神贯彻到自身，如何“知行合一”，这是古代儒家就面临的问题，他希望在国学现代化转型期能回答和实现。
2020年9月，景海峰老师在曲阜尼山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尼山文明论坛上作主旨演讲
转眼三十五年过去，深圳已然成为景海峰的第二故乡。“所以深圳大学对我而言，不是我可以观照的对象，而就是我自己。”他见证了深圳大学的成长，也感受着深圳经济特区的腾飞。景海峰认为深圳是一座时刻在进步的城市。在深圳的这些年，他时刻感受着这座城市欣欣向荣的生机。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思想观念，使他的思想时刻活跃，他在时代前沿探索，追问并思考着国学的现代化转型，以期发出不同的声音。
“改革开放几十年，深圳在经济领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有很多创举。那么现在文化创造的重担也历史地落在了深圳的肩上，因为深圳是中国向世人展示新文化的窗口。我想深圳应该在这方面有一种气度，有一种担当，有当仁不让的情怀。”景海峰说。
景海峰老师赠言深圳大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