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关蜀人张栻的研究和文章可谓浩如烟海。然而，从图像学的角度，张栻的画像，包括面貌、特征、年代、写本、刊本、刻本等，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中有着什么样的表现，这个可以说还是一个无人涉足的学术空白。本文试图从绘画领域入手进行研究，从张栻最早的画像、古代纸本画像、古代版画画像、在日本的画像、出处不明的画像等五个方面，讨论在历代宫廷画家、民间画家、日本画家以及不知名画家笔下张栻的各种样貌与具体呈现，对张栻画像的制作年代、有关史料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考证。通过研究可以知道，在过去几百年里，张栻的影响力早已超越学术进入中国绘画，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影响深远，同时，一个名人画像的排位、多寡等等，实际上是其影响、身份、地位的具体反映，对其进行研究，对于丰富完善历史文化名人有着重要意义。有鉴于此，在今后各地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中，名人画像应该是各级政府和诸位学者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键词】：东南三贤 张栻 历代画像 考略

　　张栻（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两朝丞相、抗金名将张浚之子。曾官吏部侍郎、知州、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等职。创建了湖南长沙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从学者达数千人，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蜀中学者从张栻受教后，返回蜀地，讲学于成都“两江之上”，促进了蜀学的发展。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其学自成一派。著有《南轩易说》《癸巳论语解》《南轩集》等。

　　张栻是南宋文化复兴领袖，道学（理学）宗主，蜀学和湘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湖湘文化创始人。南宋理宗淳祐初年（1241年）从祀孔庙，后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张栻做官为学及道德人品均是当时和后人的楷模，其思想对曾国藩、左宗棠、黄兴、毛泽东等产生深远影响。今湖南宁乡张南轩墓（含其父张浚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绵竹县城南1.5公里许原有南轩祠，这里是张浚父子居住过的地方，民国末年祠残破。1984年，新挂“宣公故里”匾额一通。1991年县政府拨款维修南轩楼，并在南轩故里召开了“全国首届张拭学术讨论会”。张栻是2020年四川省公布的10位第二批四川历史文化名人之一。

　　张栻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中国南宋时期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闽学代表人物，被后世尊称为朱子。著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南宋理学家、文学家。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首倡经世致用，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

　　在中国历史上，为圣贤忠孝画像，以示表彰、纪念，以此教化世人，供后人景仰和膜拜，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优良传统，其影响越大，画像越多，比如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他的画像可以说不仅出现在国内可能的任何地方，如孔庙、教科书、经典图书等，更出现在包括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国外最富盛名之地。那么，作为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理学大师的张栻，他的画像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哩？受到了哪些祭祀？他本来的样貌是什么样子？他的画像在南宋及以后各个朝代有什么样的呈现？这应该是张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张栻的画像进行介绍，分别是张栻早期的画像、古代纸本画像、古代版画画像、在日本的画像、出处不明的画像。

　　考证张栻早期画像，首先涉及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张栻本来是什么样貌？

　　关于张栻生平诸事，譬如何时出生于四川阆中，何时离开四川，如何协助父亲筹划战事，如何创建城南书院，怎样与朱熹岳麓讲道，等等，这样的文字可谓不胜枚举，但有关其样貌的文字记载十分罕见，笔者查到的有关张栻样貌最早文字描述是明初著名学者金华宋濂的《宋九贤遗像记》，记载了他对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邵康节、司马光、朱熹、张栻和吕祖谦等这九位先贤“遗像”的描述。根据宋濂自述，这些遗像均来自“世传家庙像影，恭以诸家所载”，他是想通过对九位先贤遗像的描述，表达了他对先贤们的“道德冲和之容，俨然于心目之间”的敬仰之情，以及“欲指望鞭从之”的愿望。

　　宋濂对张栻样貌的文字描述如下：

　　宋濂此文，从头到足，对张栻的外貌、服饰、鞋子都作了较细致的描述，因此，这是一幅全身像，而不是人们常见的半身像。目前，张栻这种全身像仅见于（明）吕维祺《圣贤像赞》的明清各类刻本、（清）上官周《晚笑堂画传》乾隆刻本和《沩宁汤溪张氏九修族谱》卷一的民国十三年源远堂刻本。这些将在下面有关部分进行介绍。

　　据有关史料记载，张栻的画像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出现了。依年代顺序，至少有以下三则史料。

　　第一则是朱熹所写的《亡友张敬夫画像赞》，最后几句是“彼其扬休山立之姿，既与其不可传者死矣。观于此者，尚有以卜其见伊、吕而失萧、曹也耶。”朱熹故于公元1200年，比张栻晚20年，此画像赞说明，至少在公元1200年之前，即张栻去世后不到20年内，张栻的画像已被画家所绘。

　　第二则是王炎所写《到城南园，瞻南轩先生遗像》，文中有“此道会谁传，丹青但陈迹”的诗句，丹青即指绘画。王炎（1137—1218年）字晦叔，一字晦仲，号双溪，乾道五年进士，曾官多职，著述颇丰，生平与朱熹交厚，往还之作颇多，又与张栻讲论，故其学为后人所重。王炎故于1218年，比张栻晚了38年。此诗表明至少在公元1218年之前，长沙的城南书院已经有了张栻的画像。这个时间距离张栻去世的时间有38年。

　　第三则是淳祐三年（1243年），在建康（今江苏南京）所建的在金陵天禧寺之侧，知府杜杲（1173—1248年）重修了真德秀（1178—1235）所建张南轩（张栻）祠堂，为屋六七楹，拔田百亩，请人绘张栻画像于堂前，其像惟妙惟肖，刻石“张宣公读书处”，杜杲并撰《重修张南轩先生祠堂记》。《祠堂记》有关“画像”原文如下：“伊昔宣公，讲学斯轩，南轩之名，与道俱尊。奚未百年，栋宇摧倾，今我来斯，载瞻载嚬。亟命匠氏，斩然一新，有隆斯堂，铿锵其门。像图惟肖，奠位妥神，遂使先师，不窘寒温。牢醴时荐，觞豆序陈，岂轩之新，轩存敬存。栊石琢词，以告后人。淳祐三年七月丙子后学杜杲记。”淳祐三年，即1243年，这个时间距离张栻去世已整整63年。《祠堂记》不但记叙了画像之存在，更说明在张栻去世63年的时间里，他的画像已经传播到了江苏的南京。虽然长沙南京两地按今天交通其路程并不太远，高速公路仅800余公里，但在1000多年的南宋，这个距离却是十分遥远了。那么，为什么建康（今江苏南京）会建张南轩祠堂呢？原因如下：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张栻之父张浚判建康，次年五月，被任命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开府治兵，都督江、淮军马以抗金。至隆兴二年（1164）四月因宋金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之一符离之溃而去职，张浚、张栻父子俩人在建康生活近三年，建安时期，张栻在父亲帐中做参谋，“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张栻是父亲张浚的得力助手，并为人交口称赞。建康的张南轩祠堂是为了纪念曾在建康为国效命的张栻而修建。

　　当然，现在，所有这些文献中的张栻画像早已不知踪影。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张栻去世后，绘画他的画像，特别是他的半身像，从目前流传下来的历代张栻画像来看，基本上都符合明代宋濂描述的基本样貌，即“姿貌俊伟，眉目耸秀，白而润丰，下少須，神采烨然。椰冠，紗巾。道服青皂緣，系以縚”，并且由于这样的样貌是“世传家庙像影，恭以诸家所载”，所以得到后来的同道和门人弟子的公认，而成为追思、缅怀张栻的最好纪念之物。

　　本文的古代指清代（含清代）之前。纸本画像是指以纸为底的画像。

　　张栻的古代纸本画像（包括宫廷画家、民间画家所绘的画像）非常少。迄今为止，这类画像仅发现四件，均为写实画像（与写意画像相反的画像），其中三幅画像，由于递藏于历代宫廷，因此可以肯定它们是出自宫廷画家之手。仅凭这一点，可以知道在张栻去世后的各个朝代，张栻在官方（宫廷）序列中一直处于巅峰之列。

图一《华阳伯张栻》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至圣先贤像册》第118图

　　1、明代《至圣先贤像册》的《华阳伯张栻》

　　《华阳伯张栻》（图1），见于故宫南熏殿旧藏的明代《至圣先贤像册》。《至圣先贤像册》，纸本，60页，120对幅，描绘孔子及其弟子和历代先贤先儒，图绘起自战国时期孔子，终至元朝许衡，即自春秋战国时代至元代共120位历代名儒的设色画冠服半身像，各像题签。每幅纵33.3厘米，横24.3厘米。此像册原为清宫安奉历代帝后贤臣图像的南薰殿旧藏，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至圣先贤像册》中，张栻排在第118位，图像右上角有“华阳伯张栻”行书题签，排在张栻的前两位是司马光（第116位）、朱熹（第117位），后两位是吕祖谦（第119位）、许衡（第120位）。勿需怀疑，张栻前后四人均为宋元两朝的了不起的人物。

　　《至圣先贤像》是为配享从祀孔庙（文庙）的先儒们而绘制的。从祀亦即“配享”，指古代宗庙祭祀中，常设的、次于主要祭祀对象但与其密切关联的祭祀对象。在中国历史上，为孔子及弟子绘画像始于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刘庄东巡路过孔子故乡曲阜，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这是孔门七十二弟子从祀于孔庙之始。东汉光和二年（179年）始立洪都门学，学内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不过，以先儒配享孔子的历史时间要晚得多，是从唐贞观六年（632年）才开始的，当时，唐太宗诏国学罢周公祀，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配享孔子，并诏天下州县立庙享祀。不过，随着朝代的变换，各个朝代的从祀人数略有变化。据考证，从祀孔子人数最多是在民国八年(1919年)，共172人。张栻是在景定二年（1261年）由朝廷确定配享从祀孔庙的。

　　此画像原图为许多书籍刊用，如《四川通史》、《中国历代人物图像集》等，是今天书籍报刊引用最多的两幅画像之一，另一幅是明代《历代圣贤名人像册》的《宋右文殿修撰张栻》。

　　除了张栻，四川地区从古至今仅有扬雄和魏了翁两人进入过从祀之列。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汉代蜀郡郫县（今四川成都郫都区）人，历代京都大赋之祖，是迄今为止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四川思想家，被后人尊称为西道孔子、汉代孔子。他是于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列入从祀的，号为成（城）都伯扬雄，当时配享从祀于孔庙的贤儒是107人。遗憾的是，在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扬雄因曾担任篡夺汉朝政权建立新朝而名声不佳的王莽的大夫，而被认为“背弃汉恩臣事新室”，被明代朝廷移除从祀名单，并且以后再也没有进入从祀孔庙之列。由于这个原因，在清代顾沅编撰的《圣庙祀典图考》中没有扬雄的画像。

　　魏了翁（1178—1237)，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县）人，南宋一代名臣，是宋代继朱熹之后的著名理学家，也是成都地区继汉代扬雄之后又一位大思想家，在中国学术史和成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于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增入从祀孔庙之列的。

　　在古代，对于一位中国圣贤，配享从祀孔庙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

图二《宋右文殿修撰张栻》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代《历代圣贤名人像册》第39图

　　2、明代《历代圣贤名人像册》的《宋右文殿修撰张栻》

　　《宋右文殿修撰张栻》（图2）见于南熏殿旧藏明代《历代圣贤名人像册》。《历代圣贤名人像册》，纸本，45对幅，22页，描绘有从周公（中国商末周初儒学奠基人）至金代学士赵秉文（1159—1232年）共历代圣贤名人44人，设色画冠服半身像，各像题签。每幅纵42.6厘米，横34.6厘米。原藏中国历史博物馆，2003年该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历代圣贤名人像册》中，张栻排在第39位。图像右上角有“宋右文殿修撰张栻”的行书题签。排在张栻前两位的是黄庭坚（第37位），秦观（第38位），后两位的是周必大（第40位）、黄干（第42位）。

　　此画像原图为许多书籍刊用，如《千年学府湖南大学史话》、《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至盛岳麓》等，是今天书籍报刊等引用最多的两幅画像之一，另一幅是明代《至圣先贤像册》的《华阳伯张栻》。

　　在该像册中，除了张栻，有关四川的人物还有严君平（第9位）、扬雄（第10位）、诸葛亮（第13位）、陈抟（第21位）、陈尧叟（第23位）、苏洵（第31位）、苏辙（第36位）。不知什么原因，此像册绘宋代圣贤名人独详，而唐代却没有一人列入，并且有宋一代，居然没有风头最盛的苏轼，却有他的父亲苏洵和他的弟弟苏辙。

图三《张栻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历代圣贤像册》第57图

　　3、明代《历代圣贤像册》的《张栻像》

　　《张栻像》（图3）见于南熏殿旧藏《历代圣贤像册》（应亦称《历代圣贤半身像册》），《像册》为纸本，三十一对幅，每幅纵一尺三寸五分，横一尺二分，设色画冠服半身像，各像题识。描绘了从原始象形文字的创造者仓颉至元代许衡共62位圣贤。像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历代圣贤像册》中，张栻排在第57位，排在张栻前两位的是岳飞（第55位）、朱熹（第56位），后两位的是吕祖谦（第58位）、蔡元定（第59位）。

　　《张栻像》右上角有行书像传：

　　在《历代圣贤像册》中与四川相关的人物有扬雄（第16位，前一位是司马迁，后一位是严子陵）、李白（第36位，前一位是郭子仪，后一位是杜甫）、杜甫（第37位，前一位是李白，后一位韩愈）、苏轼（第47位，前一位是司马光，后一位是黄庭坚）。

图四《张栻像》

法国图书馆藏清代《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第61图

　　4、清代《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的《张栻像》

　　《张栻像》（图4）见于清代彩绘本《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PortraitsdeChinoiscelebres）册页，手绘本。该册共包含百余位古代人物遗像，并附人物说明介绍。这套书面世的只有第一册和第三册，人物画仅有70幅，从伏羲、炎帝、黄帝起至元世祖忽必烈、许衡、明太祖朱元璋止。前为像传，后为画像。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有专家认为，该《遗像》册页绘制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册页的图像大多与清宫廷南薰殿图像中的册页有某种关联。

　　在《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册页中，张栻排在第61位，排在张栻前两位的是朱熹（第59位）、蔡沈（第60位），后两位是南宋孝宗皇帝（第62位）、吕祖谦（第63位）。

　　张栻像传文字：

　　在此册页中，还有两位四川人，一是扬雄，一是苏轼。扬雄排在第36位，其前两位是苏武、班昭，后两位是汉光武帝、宋太祖。苏轼排在第52位，其前两位是程颐、司马光，后两位是张载、周敦颐。

　　由于《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册页藏于法国图书馆，中国国内目前对册页中的画像基本没有研究，仅有一些文字介绍，大多语焉不详，如画幅尺寸等就没有介绍。不过，这个册页的某些画像倒是为国内的许多书籍所引用，比如沙爽《做人做官苏东坡》引用其《苏轼像》，乔继堂主编《正说历朝八十帝》引用其《宋钦宗赵桓像》，石岗《中国历史名人故事集上古卷》引用其《周公像》，等等，这表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这个册页是学者们研究中国历代帝王圣贤名臣画像的重要史料及来源。

　　从题首可知，该册页人物说明的书法由清代常岫书写，但没有说明画像是由清代的哪一位画家所绘。据《台州历代书画篆刻家传略》：常岫（僧）(?一1689)，字苍林，号懦翁，又称松阿樵者，黄岩人。生于京师，十五岁剃发于太平佛寺，为法华老人之孙。少习经史，常为人手书尺牍，词足意达，颇受赞誉。其诗高简冲淡，著有《寒涛阁集》。

　　至于为什么说这些画像是“遗像”，可能仅是一种表述而已，因为此册页画像实际上与南熏殿旧藏的各位帝王圣贤名臣画像并无大的差别。

　　由于以上所述四种画像（像册、册页）均涉及清代宫廷的南熏殿图像，故有必要对南熏殿图像作一些介绍。

　　明代朱元璋等人驱逐蒙古统治者后，原属元代宫廷收藏的一批宋、元帝后像就成了明代宫廷的藏品，当时合藏于明代宫中的一个名叫“古今通籍库”的藏书处。明代，宫廷召集了一批画家，在绘制本朝帝后像的同时，又制作了一大批前朝名臣、圣贤、帝后画像挂轴与册页，置于文华、武英两殿。入清之后，所有这些画像理所当然都成为战利品，成为清代宫廷的收藏品。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在检阅内务府库中时发现这批画像几十年来无人问津，“尘封蛀蚀，不无侵损”，于是命令将这批画像重新统一装裱，并命人详定次序，竣工后进呈御览。再后，他又令人将所有这些画像改藏于修茸一新的南熏殿中。南薰殿始建于明代，是位于武英殿西南的一所独立院落，是明朝遇册封大典时重要的礼仪之地。这批画像改贮南熏殿后，南熏殿便成为专门保存历代帝王后妃、圣贤名臣肖像的宫殿。为此，乾隆还作《南薰殿奉藏图像记》，刊刻于石，立于殿前。所以，这批画像又被研究者称为南薰殿图像。1949年，大部分南薰殿图像被运至中国台湾省，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剩余部分则分散藏在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

　　清代，根据南熏殿收藏的肖像，学者胡敬据此写出《南熏殿图像考》一书，收录总计大小凡五百八十三像，俱详考其绢纸尺度及所画之冠服，至为广博。胡敬（1769—1845），字以庄，嘉庆十年（180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充武英殿、文颖馆篡修官，累迁翰林院侍讲学士，曾与篡《全唐文》《石渠宝笈三编》等。今天，人们要研究中国历代宫廷所藏人物肖像，胡敬的《南熏殿图像考》是必须参考的重要文献。

　　据考证，在南熏殿画像中除了伏羲、唐尧、夏禹、商汤和周武王等五幅画像有明确的作者是宋代大画家马麟之外，其他500余桢画像均未标明作者。但它们无疑是当时的宫廷画家所绘，并且由于绘画对象是尊贵的帝王名臣，所以，这些画家们一定是宫廷画院的顶尖高手。可以说，被称为“清殿藏本”的南薰殿旧藏是代表当时“政府标准”的历代明君贤臣像。一般画家是不可能有资格为宫廷绘画帝王名臣肖像的，更别说民间画家了。

　　历朝历代，帝王名臣像从来都是宫廷画家肖像创作的主要题材，这些图像或凭想象，或摹前人，程式化因素较浓，缺乏个性，但突出高大魁伟的体态和威严英武的气宇，正如乾隆皇帝在他亲写的《南熏殿奉藏图像记》中的所说“以示帝统相承，道脉斯在”，这些画像令人肃然起敬，确实起到了瞻仰、缅怀、奉祀的功能。张栻画像即可为一例。在上述四幅张栻画像里，除了第一节介绍的明代宋濂描述的张栻基本样貌之外，四幅画像中的张栻均是一派儒生之气，面容和蔼又严肃，双眸闪亮，可以说是仪表堂堂，风姿挺拔。这应该就是后世画家臆想中的张栻样貌。

　　古代的人物画像，画家们主张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似乎并不十分注重表现人物的外貌特征，而是深入揭示人物的精神气质。这也是为什么南熏殿所藏圣贤名臣肖像虽多为后人臆想或追摹而成，但依然神韵盎然，不失为精品的关键所在。让后人在看到他们样貌的同时，追念其睿智之心也油然而生，其目的也就达到了。

　　中国版画是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也有少数铜版刻和套色漏印。

图五《张南轩像》

明代益藩阴刻绣像本

《古先君臣图鉴》“臣像”第88图

　　1、明代《古先君臣图鉴》的《张南轩像》

　　《古先君臣图鉴·附小传古赞》为明代刻本，有君像从伏羲至闽王41幅（目录作43人），与四川有关者仅昭烈帝（刘备）；有臣像101幅（目录作100人），从仓颉至刘因，每幅均配有小传及古赞。十行二一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框纵24.1厘米、横160厘米。

　　在《古先君臣图鉴》中，《张南轩像》（图5）排在臣像第88位，其前两位是朱熹（第86位）、吕祖谦（第87位），后两位位是陆九渊（第89位）、黄干（第90位）。《张南轩像》列为书的正面，生平介绍的文字则列在背面。从正文看，是从《宋史.张栻传》节取和归纳而成。其文曰：

　　此《古先君臣图鉴》明万历十二年（1584）益藩阴刻绣像本。益端王名佑槟，为明宪宗朱见深第六子，张德妃生，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受封，至弘治八年（1495）就国建昌府故荆王邸，世袭爵位。据徐学林编《徽州刻书史长编》，《图鉴》收藏及图鉴题目变化情况：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十二年（1584年）益藩刻明潘峦述编《君臣图鉴》不分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翻刻益藩此书改题《重刻古先君臣图鉴》。

　　明代《古先君臣图鉴》的编述（一些书籍称“编绘”，用“绘”，恐不妥）潘峦，字碧井，江西婺源人。经纬象数、书画，皆窥其奥，尤精音律。荆益诸王聘为纪善，考古乐章制器，颇臻其妙。有《礼乐志》、《八家行草》等书。

　　《古先君臣图鉴》的图像今为众多书籍引用，均注明为明刊本，如《王羲之书法范本》引用钟繇之像，《做人做官苏东坡》引用苏轼之像，等。

　　此书与四川相关者还有扬雄（第17位）、诸葛武侯（第23位）、李白（第46位）、杜甫（第49位）、苏轼（第75位）。

图六《张南轩像》及小传、古赞

明代周进隆编《历代君臣图像》“臣像”第63图

　　2、明代《历代君臣图像》的《张南轩像》

　　《历代君臣图像》（高宗哲编和刻本1651年），其中君像（上册）有从伏羲到闽王共40人，有臣像（下册）从仓颉到许衡共68人。

　　在《历代君臣图像》臣像类中，《张南轩像》（图6）排在第63位。张栻前面两位的分别是岳飞、朱熹，后面两位是吕祖谦、蔡元定。张栻画传与“古代纸本画像”之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历代圣贤像册》张栻像画传文字相同，故略，但赞不同。赞如下：

　　《历代君臣图像》为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进士承事郎绍兴府推官莆田周进隆根据浙江绍兴郡旧书《圣贤图》而来（方寿彦认为此书最晚应产生于元代）。周进隆（1453—1520），字绍立，福田莆田人。明成化二十年进士，历任绍兴府推官、监察御史、太平知府，广西按察使、右布政使、左布政使等职。那么，《圣贤图》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圣贤图》收录北宋真宗（997—1022）时的名将高太尉的孙子高宗哲收集的图片，正统三年(1438)所出版，在绍兴郡齐旧藏，原书“经历岁深，摹本剥落，不堪明白。命来司理郡狱暇间而观之，慨然有感，乃以重用镌石”。今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明代高宗哲集绘的明绘本《圣贤像》（有残）。

　　《历代君臣图像》中的图像为众多书籍引用。

　　此书与四川有关的人物，君类有蜀先主（刘备，第17位）、武则天（第29位），臣类有扬雄（第13位）、诸葛孔明（第19位）、李白（第42位）、杜甫（第43位）、苏东坡（第58位）。

　　除中文刻本之外，高宗哲编《历代君臣图像》还有日本刻本，即日本安庆四年（1651年）京都安井宗左卫问尉刊本。

图七《张南轩像》及小传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历代君臣图鉴》“臣类”第86图

　　3、清代《历代君臣图鉴》的《张南轩像》

　　《历代君臣图鉴》（清拓本）共三册。第一册为君类，从炎帝神农氏至纪闽王共42人，第二、三册为臣类，从后稷至吴临川公（吴澄）共93人。1页为画像，1页为像按（像解）。像前按后。画像为墨紙，每幅纵23.9厘米，横20.2厘米。哈佛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Library）藏。据黄虞稷（1629—1691年）所著《千顷堂书目.传记类》（成于清初），《历代君臣图鉴》不知何人所绘，益王府刊。益王府刊即明代益王府刊印。

　　在《历代君臣图鉴》中，《张南轩像》（图7）排在臣类的第86位，张栻前两位是朱熹、吕祖谦，后三位是陆九渊、黄干。张栻画传与上面明代《古先君臣图鉴》的《张宣公像》的画传一样，但赞不同。赞如下：

　　《历代君臣图鉴》涉及四川的，君类有刘备（第16位）、武则天（第30位），臣类有扬雄（第17位）、诸葛亮（第22位）、李白（第42位）、杜甫（第45位）、苏轼（第74位）等人。

图八《张宣公像》

清代上官周编绘《晚笑堂画传》

　　4、《晚笑堂画传》中《张宣公像》

　　《晚笑堂画传》（《晚笑堂竹庄画传》）系清代著名民间画家上官周编绘的人物像传，是明清以来重要的人物画谱之一。此书内收历代圣贤、名臣、名将、名媛之像，并附有小传，一图一文对应，版刻线条清晰，末附《明太祖功臣图》，是清代中期版画之代表作。1743年（乾隆八年）聘请广东名工雕版刊行。收集作者依据史料刻画的120位历史人物绣像，每幅绣像皆附有像赞文字。

　　《张宣公像》（图8）的左侧是朱熹撰写的画赞，也叫《亡友张敬夫画像赞》，如下：

　　背面有张栻传记，如下：

　　由于篇幅原因和与前面所述文字基本相同，从此处起，不再排列张栻位次。与四川相关的人物李白、杜甫、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亦然。

图九《晦庵南轩岳麓讲道之图》

明代陈论编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四

　　5、《晦庵南轩岳麓讲道之图》

　　《晦庵南轩岳麓讲道之图》（图9）载于万历刻本《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四，表现的是张栻一生中最出彩的一个事件：朱（朱熹）张（张栻）会讲。朱张会讲，又称“朱张岳麓会讲”。乾道三年（1167），朱熹闻张栻得胡宏之学，专程自福建崇安去长沙访问主教岳麓、城南书院的张栻，就《中庸》之义的“未发”、“已发”及察识持养之序等问题进行讲论，据称“三日夜而不能合”，由此开启湖湘学派与闽学的交流，对两派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朱张会讲具有非凡的意义，开启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自由交流对话、相互质疑论辩的先河，远近四方士人的参与，更使会讲活动成为学术交流传播的最好平台。据史书记载，会讲期间，四方士人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出现了“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盛况。在这之后，朱张会讲的形式被宋代理学家广泛采用，如朱熹和陆九渊兄弟的鹅湖之会（1175）、朱熹和陆九渊的白鹿洞书院会讲（1181），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会讲”不但包括学者之间对基本学术、理论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还具备有引领整个社会的风尚，起到“一道德，同风尚”的教化作用。

　　《晦庵南轩岳麓讲道之图》描绘的就是朱张会讲这一场景。画像中，前面是大门与围墙，大门上方有“岳麓书院”四个字，大门后面一个高高的阁楼上，阁楼内部左右两人，一人为朱熹，一人为张栻，两人正在谈话，阁楼外部下方左右各立一人，应是朱熹、张栻的弟子。

　　《重修岳麓书院图志》由明代陈论编集、清代吴道行续正。陈论（1469—1536年），字恩鲁，号敬所，攸县东门人。明正德三年（1508年），受省督学陈凤梧赏识，担任岳麓书院山长（校长），大约六年后离职。吴道行（1560—1644），明末学者，字见可，湖南善化（今湖南望城）人，晚年成为明代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以“朱熹张栻为宗”，治学严谨。

图十南宋朱熹《城南唱和诗》手卷（局部）

纸本墨书纵31.5厘米横275.5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这里，顺便讲一讲朱熹传世墨迹中最著名书法代表作《城南唱和诗》（图10），这是朱熹书写的唱和张栻的诗作。朱孝宗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熹与张栻在谭州游历城南胜景期间，两人有许多应酬唱和的诗作，稍晚时候，朱熹从中选出自己的20首诗作，写成书法，即《奉同张敬夫（张栻）城南二十咏诗卷》（简称《城南唱和诗》）。《城南唱和诗》目前藏故宫博物院，纸本手卷，行书，纵31.5厘米，横275.5厘米，凡64行，462字。此卷书法笔墨精妙，萧散简远，笔意从容，灵活自然，在朱熹书法作品中排在第一，是中国100最美书法之一。朱（朱熹）张（张栻）会讲意外为中国书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谓佳话。

　　除了以上五种版画画像之外，还有其他几种，由于篇幅原因，不做介绍，仅刊列于下：

　　明代王圻及儿子王思义撰写《三才图绘》人物七卷的《张南轩像》（图11），《岳麓书院名人传》、《书院中国》两书中的“张栻像”就采用的是此画像。清顾沅编撰《圣庙祀典图考》的《先儒张子栻像》（图12）。清道光乙巳洗墨池刊本《张宣公全集》卷首的《南轩张氏像》（图13）。清康熙刻本、清代赵宁编《长沙府岳麓志》卷之一的《南轩张氏像》（图14），《岳麓书院史》一书采用的是此像。明崇祯刻本、吕维祺《圣贤像赞》的《先儒张子像》（图15）。民国十三年（1924年）源远堂刻本《沩宁汤溪张氏九修族谱》卷一的《宣公遗像》（图16）。民国二十八年刊本的四益堂《宁乡水口张氏八修谱》的《宣公遗像》（图17）。

图十一《张南轩像》

明代王圻及王思义《三才图绘》人物七卷

图十二《先儒张子栻像》

清代顾沅编撰《圣庙祀典图考》

（中华书局2016年）第262页图像

图十三《南轩先生画像》

清道光乙巳洗墨池刊本《张宣公全集》卷首

图十四《南轩张氏像》

清康熙刻本、清代赵宁编《长沙府岳麓志》卷

图十五《先儒张子像》

明崇祯刻本、吕维祺《圣贤像赞》

图十六《宣公遗像》

民国十三年（1924）源远堂刻本

《沩宁汤溪张氏九修族谱》卷一

图十七《宣公遗像》

民国二十八年（1939）刊本四益堂

《宁乡水口张氏八修谱》

　　除了以上诸种，《新刻历代圣贤像赞》（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胡氏文会堂刻刻《格志从书》本，明代胡文焕校）里的还有《张栻像》。此书所绘四川人物有：扬雄、诸葛亮、武则天、杜甫、李白、苏轼、虞集。遗憾的是，笔者手边现无此书，无法刊布于此。

　　除了在中国流布，张栻的画像在东瀛日本也有发现。

　　日本狩野派画家狩野常信（1636—1731年）画有《贤哲肖像》东西两卷，收孔门弟子和汉唐儒者，下及宋明理学家共95人，张栻即在其册。《贤哲肖像》现藏日本东京博物馆。狩野常信是明末清初日本著名的画家之一，是日本狩野派传人。狩野派是日本的一个宗族画派，起源于时町时代（1338—1573），称雄日本画坛约两三百年。据方彦寿教授推定，狩野常信绘制包括张栻等的《贤哲肖像》的时间可能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这可能是日本人所绘《张栻画像》最早的一幅肖像画或唯一的肖像画吧。惜笔者没有找到狩野常信所绘的这幅纸本张栻画像，无法展示于此，只能有待日后书画之缘了。

图十八《张南轩像》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儒仙》（刻本）左十七图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有《儒仙》《武仙》各一册，为菊池晚香旧藏。作者与出版年代均无考。其中《儒仙》为历代儒学先哲先贤的画像，上至伏羲、神农、孔子，下迄宋明理学诸儒，最后两位是许文正（许衡）和王阳明，总共36位“儒仙”之画像。一人一图，图上有“赞”和生平简介。人物左右对称。张栻在左十七，称“张南轩”（图18），右十七是真德秀。张栻前两位是陆九渊（左十六）和朱熹（右十六），后两位是许衡（左十八）和王阳明（右十八）。

　　张南轩画像“赞”曰：

　　生平简介如下：

　　受佛教之影响，作者将儒学先贤均视为“仙”，画家更是如此，在画家笔下，所有人物均为盘腿打坐状。画面中的张栻，盘腿席地而坐，双眼目视前方，头戴方帽，颏下则是银须飘然。

图十九《张南轩像》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儒仙》（抄本）第二图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还藏有《儒仙》的抄本，其版式与刻本相同，人物形象与刻本也基本相同，但人物的排序以及文字则略有不同。抄本仅有图像和赞，但没有人物的生平简介，并且像赞的文字是草书。在这个抄本中，《张南轩》（图19）排于第二图，第一图为《许文正》，而在刻本中，第一图是《伏羲》，第二图是《神农》，这一点与刻本可以说完全不同了。据此，方彦寿认为，这个抄本和刻本之间应有某种先后的传承关系，从其排序较乱且文字更加简略这两点来判断，这个抄本应该先于刻本，有可能是刻本的原始本之一。

　　张栻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儒仙》刻本和抄本中列入的唯一四川人，包括扬雄、苏轼、魏了翁等四川大贤大儒均未进入，也不知道《儒仙》是依据什么标准来进行选择的。

　　虽然张栻有画像在日本，但从以上所述可知，其数量是非常少的，即使算上笔者没有找到的那幅日本狩野派画家狩野常信所绘的张栻肖像，加起来也仅有三幅。这个数字相比“东南三贤”中的另外两贤朱熹和吕祖谦，特别是朱熹，确实少得多。朱熹的画像在日本、朝鲜两国流布的画像至少有18幅。难怪有人这样说：虽然张栻与朱熹同为“东南三贤”，但张栻的影响力可能只有朱熹的百分之一。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从俩人画像来看，好像还是有些道理。

　　所谓出处不明的画像是指某画像标明为张栻像或张栻画像，但却没有标注其来源何处。这种出处不明的情况分为两种，一种是书籍刊发，二是互联网网发。

　　1、书籍刊发

图20《张南轩像》

图21《吏部侍郎始祖南轩公道像》

　　书籍刊发指出版书籍采用的张栻的画像。如图20、图21，图上方有《张南轩像》、《吏部侍郞始祖南轩公遗像》的题签，分别刊登于邓洪波辑校《张栻年谱》的第154页、155页，图21还刊登于《易学简史》一书，但这些书籍均没有标明两图来源何处。

　　2、互联网网发

　　由于互联网信息来源广泛且渠道众多，这种出处不明的情况更多。笔者查询，至少有以下6幅，其中，由于前4幅有“张栻”（图22）、“张栻像”（图23）、“秘阁修撰南轩公像”（图24）、“南轩公像”（图25）的题签，可以明确它们是张栻的画像。而最后两幅图（图26、图27）没有图签，只是在画像外面以文字形式介绍它们是张栻像。不过考虑到互联网上信息错综复杂、良莠不齐，因此我们只能认为所有这些互联网上标明张栻像的图像，它们可能是张栻像，也可能不是张栻，除非有明确证据证明它们来源可靠。在古人画像中，张冠李戴的情况经常出现。

图22《张栻》

图23《张栻像》

图24《秘阁修撰南轩公像》

图25《南轩公像》

图26《张栻像》（文字介绍）

图27《张栻像》（文字介绍）

　　由于资料文献有限，加之笔者也非研究张栻的专家，没有时间对以上两种情况一一进行核实，只能有待后来者了。但以上两种来源不明的情况表明，目前学术界对张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

　　据上述不完全统计，各种朝代（包括不知来源）留传下来的张栻画像共计26幅（不包括图10的朱熹《城南唱和诗》），其中：可能完全出自宫廷画家笔下的纸本画像4幅，出自民间画家、出处清楚的版画画像12幅，在日本的画像2幅，出处不明的画像8幅（包括书籍刊发、互联网网发两种情况）。这些留传下来的张栻画像均是研究张栻在各个朝代影响、地位、传播等的珍贵的史料。当然，可以确定的是，张栻的画像应该远远不止于这26幅，其真实数据肯定高于现有的统计数字，譬如：本文中日本狩野派画家狩野常信所绘、今藏于日本东京博物馆《贤哲肖像》东西两卷中的“张栻像”，就由于笔者收集不到这幅画像，就没有统计进来。因此，张栻的古代画像究竟有多少幅？目前还是一个待解的问题，只能有待今后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了。

　　总体来讲，笔者认为张栻画像的研究现状堪忧。据笔者查询，如果不算本文的话，可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篇专门研究张栻画像的文章。相比与张栻同一级别的历史文化名人来讲，对张栻画像的研究远远落后。仍以朱熹为例，到目前为止，关于朱熹画像的研究，不但有学者陈荣捷的《朱子画像》（《朱子新探索》），韩勇、毛雄飞《白鹿洞书院朱熹自画像“礼容”观》（《艺术评鉴》）等一批学术论文发表，还出版有彦《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的专著。

　　笔者在写作本文时还注意到一个现象：除了上述张栻的古代肖像画像，尚没有一幅张栻的古代写意画像。一般来讲，一个人名气越大，历代画家描绘的越多，其写意画就越多，譬如，描绘诸葛亮（诸葛亮是2017年四川省公布的10位第一批四川历史文化名人之一）的写意画，仅有明一代，就有朱瞻基的《武侯高卧图》、戴进的《三顾茅庐图》、谢时臣的《诸葛亮像》、朱有燉的《孔明读书图》等，现代更有张大千等绘的《出则为孔明图》。但是，在宫廷南熏殿画册或民间正式画册中与诸葛亮、李白、杜甫、苏轼等人齐肩并列的张栻，好像没有一幅描绘他的写意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张栻的名气在官方认可较高（如配享孔庙），但在民间普及度仍然不够？还是张栻的影响仅限于学术界，却没有为普罗大众所熟悉？这些也是研究张栻画像延伸出来的值得研究的一些问题。

　　以上诸种不足、不解和问题，都说明张栻画像研究的空间很大，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多。其实，在四川，不仅仅是张栻，除了诸葛亮、李白、杜甫、苏轼等极少数知名度极高者之外，其他四川历史文化名人画像研究都面临着同样的窘境，我想其他各省市的情况与此也相差无几，因此，都需要官方更多的关注和学者们更多的研究。有鉴于此，故写本文，且当抛砖引玉吧。

　　由于敝人学识有限，掌握文献又不足，故本文肯定多有错讹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唐林，美术史学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西华大学蜀学院学术委员，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张栻与湖湘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个人独著《四川美术史》上、中、下三册（共320万字）被誉为“开创之作”，填补了地域美术史的一项空白。部分文章被译成外文。

　　本文刊发于四川大学哲学系主办《图像美学》第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P197—225。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均已略去。如欲了解，请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