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思想的核心在教化，可以称作“教化的哲学”。儒家教化思想首先体现在通过“神道设教”使其教化具有普泛的社会意义，从而对社会生活起到精神引领作用；其次通过经典传习，建立起民间学术与官方学术的内在统一精神；再次，通过各种社会生活形式对个人进行人格熏陶。但由于近代以后受西方教育理念和学术体制的影响，儒家的教育思想被割裂。要重建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建立体制保障，重建书院体制保证经典传习，对传统礼仪礼俗系统返本开新，以契合今天的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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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儒学称作哲学，不过，儒学的核心在教化，可以称其为一种“教化的哲学”。所谓教化，是说它注重人的精神的转变，通过这种精神生活的转变，来达成人的存在的完成，实现人的生命智慧，知识并非其首要的问题。

　　儒家教育的观念，强调以德为本，也就是以德教为中心，去实现人的生命智慧。《左传》讲“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所谈及的立功、立言、艺，虽与知识技艺有关，却都要以成德为根本。立功、立言如果没有“立德”作为基础，不可能做出真正的、大的成就。《大学》《荀子》讲“学有所止”，止于“圣”“王”，止于“至善”。这是根本。

　　我们现在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是从西方借鉴来的一套东西，注重的是知识技能的传授。大学的职能，就是生产知识、传授知识，立足点是知识技能的培养。当然，我们近年也开始提倡素质教育。但现在很多所谓素质教育，就是给孩子们上点音乐课、学学钢琴、学学书法、绘画，其着眼点，还是要培养孩子多拥有一点技能，以便以后能够在社会上立足。西方教育除了知识技能的培养以外，还有宗教，宗教就关乎到每一个体的人格成就、人文素质的培养。这两个方面应该是统一的。我们的教育，只学到了西方教育的一个方面，这是不完整的。

　　西方中世纪政教不分，现代社会政教分离，宗教回归社会，承担起社会教化的职能，成为一种社会和个人精神生活上的事务。历史上的儒学有宗教的功能，但却并非体制化的宗教。因此，现代社会政教的分离和长期的反传统思潮，使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失去了它的寄身之所。这样，我们现代从西方只搬来一套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但是与社会生活脱离了关系，在人文教育和人格的养成方面有所缺失。

02

　　传统儒学的教育，包括知识技艺和人文教化两个方面，尤其注重人的德性和人文素质培养，它的核心在教化。在传统社会中，儒学与社会生活和世道人心有着密切的关联，发挥着一种普遍的教化作用。其教化的理念，构成了中国社会的超越性的价值基础。

　　首先，儒家注重礼乐教化，并采取神道设教的方式，使其教化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一般来讲，体制化的宗教总会有一套包括教堂、寺院、宫观、神职人员、仪式仪轨系统等制度性的建构。中国儒家的教化，却是通过对社会所本有的礼乐系统的理性的诠释和重构，引领社会生活。

　　孔子之前，周代已经形成了一套文理隆盛的礼乐文明。《礼记·礼器》讲“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仪礼》十七篇所载礼仪系统，包括冠昏、丧祭、乡射、朝聘八个方面。”它涉及当时家庭、家族、社会生活、宗教生活、政治生活，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礼乐所表现的，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样式。但它不是一种抽象的形式，其中包涵有文化的信念和文化的观念。同时，它作为一种仪式系统，又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活和行为，对个体和社会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对社会既有的宗教信仰和神灵系统不排斥、不否定，而是对传统社会的礼乐文明或生活样式进行重建，并提出自己的人文解释，而非另起炉灶，建立一套自己的仪轨系统。这样，儒家的教化，便能够切合并对社会生活起到一种精神引领作用，具有一种最普泛的社会意义。这就是儒家所谓的“神道设教”。

　　过去有人说孔子否定鬼神，是个无神论者，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商周时期的宗教观念基本上是功利性的。《尚书》讲“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又讲“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这就是说，善的本原在上帝，人之行德，目的是为了获得天的福佑。人由是而被理解为一种功利性的存在。

　　这一点，到孔子、孟子的时候就发生了变化。孔子讲仁不远人，欲仁仁至，为仁由己，而非由人。孟子更提出性善论，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仁义礼智在人的内心具有先天根据，把礼义教化建立在人心、人性的基础上。这为中国文化确立了一个新的精神方向。

　　儒家的教化，不否定社会生活本有的神灵系统、宗教观念和礼仪礼俗的系统，同时又对它做出一种人文和理性的解释，并根据现实对它进行调整和新的建构。“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通过这种因任现实的礼乐及其意义系统的不断重建，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能始终保持与民众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起到一种切合、提升并引领社会生活健康发展的普泛的社会教化作用，儒学亦由此保持了一种持续的文化生命的活力。

　　其次，儒家特别注重经典的传习，这种经典传习的传统，体现了一种民间学术和官方学术内在统一的精神。在先秦，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传统，它的影响主要在民间。汉代儒术独尊，儒家思想成为官方学术，但它的根基还是在民间。宋代书院非常兴盛。书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宋明时期的大儒基本上都在民间讲学，像张载、朱熹、王阳明，这些人都在民间讲学。这表明官方学术与民间学术的精神是一贯的。

　　传统的民间学术切合人伦日用和百姓生活，其精神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自由。就是自由地讲学，自由地讨论，在价值观上自由地选择，并非对人的外在强加。中国传统社会曾经也是政教不分的。士人为官，要为政一方，教化一方，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士）所自觉担当的责任。如朱子知南康军时，恢复白鹿洞书院，作《白鹿洞书院揭示》，亲自为书院设定学规，就表现了这一点。传统知识分子、士人本身就有这样一种担当道义、教化民众的责任和自觉。

　　古来各种书院、精舍、州县学府、私塾等，都是这种经典传习的场所，一直都承袭着这一经典传习的传统。现代社会以来，经典逐渐成为只是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其实，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经典当然需要有专业的研究者，但是经典的意义却不仅仅在于被专业化地研究，其另一个意义在于教化，通过经典的教化作用培养理想的人格。

　　阅读经典不应该仅仅为了学术研究，同时也应该是为了修养自己的身心，将学术研究和自己的身心修养结合起来。朱子讲读书法，强调熟读精思，最终要达到“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若出于吾之心”。这样读书，才能将经典的义理落实到个体的身心上来，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一种无关乎个体生命的外在知识。

　　世界上任何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经典，犹太民族有犹太民族的经典，欧美国家也有自己的经典，阿拉伯人有阿拉伯人的经典。经典都有其教化的意义。经典当然可以作为专业学者研究的对象，但是经典也是要经常诵读和传习的。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教养的本原，通过经典的传习，民族传统的智慧乃能得以传承，民族精神乃能得以保养。

　　儒家的经典，尤其重在教化。《礼记·经解》载孔子语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可见，儒家六经，其根本的意义在于教化，通过教化来培养理想的人格，通过教化来淳化社会风气。

　　另外，儒家和社会生活的息息相关，还表现在其它很多方面。比如说像文学艺术，传统的文艺作品如小说、喜剧、说唱等，其内容大量的就是劝善。一些小说，像《三言二拍》，就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作者本身也是受传统儒家的影响，包括三教合一的文化内容，都可以融合为一体，对社会个体的人格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文学作品、戏曲、小说，都是形象化的东西，直接感动人们的情感和精神生活，所以具有直接的教化作用。

　　传统社会儒家的这种教化，非常有效，同时也具有普遍的意义。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在河南农村长大，1978年上大学那一年，我爷爷去世。老人活到九十岁，清末时，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老人不识字，但是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故事，故事多是来自戏文和社会的见闻。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就是他经常会讲到这么一句话：“天理良心，这事咱可不能干。”人可以自己的“良心”去证显“天理”，这个观念，已经渗透在社会生活和民众的骨子里面。

　　天理是超越层面的东西，良心则是扎根于心里面的东西，这两个层面是贯通为一体的。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人生却有非常强的原则性，对天理有内在的敬畏之心。什么事可以干，什么事不能干，内心里界限分明，绝不含糊。这不是别人给的，它是一个自觉自发的东西。可见儒家的这套传统，它和民众生活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03

　　现代中国社会传统价值理念发生了断裂。就教育而言，我们照搬了一半西方的模式，把教育变成纯粹的知识技能教育；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反传统思潮，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儒学逐渐退居学院学术，成为一种单纯知识理论性的东西，脱离了其自身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这造成了现代中国教育人文教化方面的缺失。

　　其实，我们也特别注重道德教育和德性的培养，但是，我们的教育理念还需要进一步澄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道德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意识形态可以起到一种凝聚人心和唤起民众的作用，但是意识形态却不能完全取代人文教育和人的素质的培养。

　　意识形态必须坚持，但不能拿它作道德教育的基础。因为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利益，教化的基础却必须是至善、是真理。真、善在本原上是统一的。如果仅靠强力推行意识形态，很容易造成人们嘴上说的、心里想的、现实中做的事互不搭界，甚至相反，造成文化人格的两面性和多面性。这是引发现代社会诚信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真诚、诚信正是道德的前提和基础。

　　现代中国教育在人文教化方面的缺失，需要我们回归传统，并逐步寻找和建立起人文教养在体制上的保障。中国传统在这方面有一套体制，现在这一体制已经不复存在。这套体制化的保障怎么去建立，它会是一种什么形式的东西？这一点大家现在心里都没有底，但我们必须有这样一种意识，有这样一个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儒学的教化传统上有一种体制的保证。一般来说，传统的儒学是官方意识形态，有官方体制的保证；其实传统的儒学也有一个民间的、自发的教化机制存在。儒学历来有很好的民间讲学传统，比如传统的书院、讲会等等，他们自由讲学，起到传承学术、教化社会的作用。

　　这些书院、讲会等，有些是独立于官方的，属于民间社会自组织、自教化的体制。有些书院和教学机构虽然为官员或官方所办，但由于当时士人深具文化担当的意识，也使它的教育与讲学活动与世道人心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20世纪以来，儒学教化的体制保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瓦解了。中国社会这种民间学术的传统完全断绝了。

　　马一浮先生曾在20世纪30年代末，在四川创办复性书院，复性书院依然是古代书院传统的延续，继承了传统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独立于体制之外。但是复性书院没有存在很长时间。新中国成立后，体制外的独立的教育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近年来各地开始兴起读经活动，各种书院、读书会、学堂、私塾、义塾等，也在逐步复兴。以前书院不只是做研究，经典的传习，是要不断地去诵读，体会它的精神。过去的小孩从小背诵经典，起什么作用？小孩子背诵经典，会在他心里种下一颗种子，长大以后，在社会生活中面临一些问题，会通过经典感悟到人生的道理，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系统。

　　人的价值观的形成绝对不能靠外力灌输。是否可以把书院这一套系统再重建起来，承担起当代文化传承的任务？国子监原来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有一次，我参加国子监的一个活动，提了个建议：是否可以以国子监为龙头，把各个州县学府，各地的书院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学术的体制、体系；在体制内的中小学、大学知识技能的教育之外，让这样一套系统来承载社会性的德性教化和人文素质培育的职能。这当然是个设想，但并非没有可能。

　　另外，社会生活中礼仪礼俗的重建，也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每个时代的儒者都在不断地进行着礼仪礼俗系统的重建。就像朱子，他不仅研究学术，建构思想，所著《家礼》，做的就是礼仪系统重建的工作。

　　礼仪系统起什么作用？礼乐是社会生活的样式，体现着一种价值的理念和文化的精神，能够直接关涉引导人的行为，对社会具有直接的教化作用。比如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等一套礼仪，就不单单是一种形式，其中包涵着文化的信息，承载教化的理念。

　　这一代代相传的礼乐传统，在我们现代的生活中丢失了。比如现在的婚礼，杂七杂八，什么样的形式都有，有些是西方的一套，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因而也失去了它与社会和民众的精神生活的关联性。其它如丧祭礼仪，在民间正逐渐恢复，但是也比较混乱，大家对它的意义也不甚清楚。

　　对礼仪礼俗这套社会生活的样式进行一番返本开新的重建工作，使它真正能够切合世道人心，这也应是我们建立当代中国人文教化体制性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儒家的教育，首先注重在教化和德性的养成，知识技艺的培养乃以此为基础。把儒家这种教育精神恢复起来，并建构起一套社会人文教养的体制化保障，这对于治当前中国社会教育之弊，有很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丨李景林，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